出了能吸引细小铁屑、甚至产生微弱火花的神秘装置，并宣称这是在沟通“雷电之力”。

整个汉朝的科技风格，呈现出一种糅合了极致精密机械、神秘主义能量理论与华丽装饰的“早期赛博朋克”风貌。刘彻本人对此既好奇又警惕，他欣赏这些奇物的精巧，又担心其“惑乱人心”。他将大部分这类研究置于皇室严格控制之下，主要用于宫廷奇观、祭祀仪典以及一些军事用途（如改进弩机、设计更复杂的攻城器械）。董仲舒等儒生则对此大加抨击，视为“淫巧丧志”。

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则更务实，他们只关心这些奇技能否造出更锋利的刀剑、更坚固的甲胄和更精准的远程武器。于是，汉代墨家的“黑科技”，在官方与民间的双重压力下，既未能普及，也未能形成真正的产业革命，反而更像是一种为上层服务的、带有神秘色彩的“高级玩具”，其技术积累也更为隐晦和孤立。

至于大唐位面，工部埋头苦干，燧发枪初露锋芒！ 唐太宗李世民及其麾下的工部工匠们，则从天幕中捕捉到了另一个关键词——“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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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关于“火药”及其应用场景的模糊印象，结合大唐本身强大的冶金技术和工匠精神，促使他们走上了一条专注于“单兵火铳”研发的道路。在少府监和将作监的共同努力下，唐朝工匠改进了火药配方（硝、硫、炭的比例更趋合理），利用高超的青铜铸造术或铁器锻打技术，制造出了更加可靠的火门枪。随后，他们并未过多纠结于蒸汽动力或复杂机械，而是集中精力攻克“点火方式”的难题。

根据天幕中可能一闪而过的“燧石打火”影像或概念，经过无数次试验，他们成功设计出了基于弹簧和燧石的机械击发机构——尽管最初极其简陋，可靠性甚至不如火绳，但这无疑是划时代的进步！一种原始的、可能被命名为“自来火铳”或“击石铳”的燧发枪，开始在大唐的军工作坊里缓慢地、一件一件地被手工打造出来。其射程、精度、射速都远不及后世的成熟燧发枪，且成本高昂，但它的出现，已经足以让大唐的军事力量领先周边时代数个身位。

李世民在观看试射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武器的潜力，下令小范围装备精锐部队，如“玄甲军”，并严格保密技术。李靖、李积等名将则开始研究如何将这种新式火器与传统的骑兵突击、步兵方阵战术相结合。整个大唐的军事科技树，似乎正稳健而专注地朝着“早期火器化”的方向迈进。然而，其生产能力有限，且对能源和动力革命的关注相对较少。

而大明位面，则后来居上，工匠精神爆发，后装纸壳弹火药枪惊艳亮相！

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这两位实用主义至上的帝王，对天幕信息的反应更为激进和全面。

他们几乎调动了整个帝国的工匠资源（包括继承的元代匠户制度和郑和下西洋带来的技术交流），对天幕中出现的所有“有用”信息进行了地毯式的分析和尝试。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火器（这是重点），同时也尝试理解蒸汽动力（虽然后来偏了）甚至电学（完全跑偏）。

在火器方面，大明工匠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模仿、改进与创新能力。他们迅速吸收并超越了唐朝燧发枪的概念，在洪武朝晚期就基本解决了燧发机构的可靠性问题。更令人惊叹的是，或许是天幕中某个关于后装步枪或定装弹药的模糊画面给了他们灵感，明朝的工匠们（来自工部、军器局，甚至民间顶尖巧匠）竟然捣鼓出了后装填的“子铳”或“药室”预装弹概念，以及用油纸或绸布包裹定量火药和弹丸的“纸壳弹”雏形！尽管其气密性、可靠性仍存在很大问题，但这极大地简化了装填流程，提高了射速。

一种可能被命名为“迅雷铳”改进型或“朱氏火铳”的、结合了燧发、后装（或半后装）和纸壳弹概念的火绳/燧发混合式火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