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禁言，刑戮过甚，渭水尽赤，岂是仁政？其本人亦遭车裂，不得善终，岂非天道好还？天幕亦言‘埋下严暴伏笔’……”

“住口！” 秦王（或李斯代）厉声喝止，“迂腐之见！当此大争之世，列国环伺，非强力不足以自存，非变法不足以图强。儒生空谈仁义，能当魏武卒之锋？能御匈奴之骑乎？商君之法，使秦由弱转强，由强至霸，终至一统，此乃不世之功！些许严苛，乃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何足道哉！至于其个人结局，功成身死，乃时势使然，无损其法之光辉！传旨，将商君变法之事迹及成效，广布天下，令吏民皆知大秦富强之由，法度之重！”

秦王的反应，充满了对商鞅变法的全面肯定与继承决心，这也正是后世秦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鲜明体现。

汉，长安，未央宫。

汉武帝刘彻神色凝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他身边，董仲舒、卫青、主父偃、桑弘羊等重臣，也是各有所思。

“商鞅……真乃千古少有之铁腕能臣。” 刘彻缓缓开口，“其变法之彻底，执行之果决，成效之显着，确令人惊叹。废井田，奖耕战，行县制，统一度量……这些举措，我大汉立国以来，亦多有借鉴，如削弱诸侯、盐铁官营、算缗告缗，乃至对匈奴用兵之赏罚，其中皆有商君法家精神的影子。”

大司农桑弘羊主管财政经济，对商鞅的“重农抑商”、“统一度量”最为关注，他点头道：“陛下所言极是。商鞅使民力尽归于农战，虽过于极端，然于资源匮乏、强敌环伺之秦国，确是迅速积聚国力的不二法门。其统一度量衡，便利国家征收赋税、调配物资，此制我朝亦承袭而改进之。法家之术，于集财富国，确有实效。”

大将军卫青则从军事角度道：“二十等军功爵，打破世袭，使士卒有盼头，将领凭功进，确能极大激励士气。我朝对抗匈奴，赏赐军功亦是不遗余力。然商鞅之法，将军功简化为斩首计数，恐易滋生杀良冒功，且过于崇尚暴力，与我朝兼施教化、以王道怀柔远人，有所不同。”

儒家代表董仲舒眉头紧锁，终于出列，声音清朗而带着批判：“陛下，商鞅之术，可谓强秦，然不可谓治秦，更非治国平天下之正道。其法严刑峻罚，连坐苛酷，使民战栗，道路以目，何谈仁爱？焚诗书，坑儒士，灭绝文化，背离先王教化，此乃率兽食人之政也！秦虽一统，然二世而亡，正是此等刻薄寡恩、不修仁德之必然结果！天幕亦言‘埋下严暴伏笔’，实为至论。臣以为，我大汉当尊崇儒术，行仁政，施教化，方是长治久安之道，切不可效法商鞅之苛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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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父偃则持折中看法：“陛下，董公所言儒家仁政，乃守成治平之大道；桑公、卫将军所言法家实效，乃进取图强之利器。窃以为，治国如烹小鲜，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对外征伐、整顿财政时，需用法家之锐利果断；对内安抚、教化百姓时，当用儒家之宽厚仁爱。商鞅变法，可取其实效精神，然须去其极端残酷之处。譬如其军功爵制之激励，可学；其连坐滥杀之风，当戒。”

刘彻听着各方争论，沉吟良久。他本身是“霸王道杂之”的践行者，既用儒术装饰门面、统一思想，又行法家之术加强集权、聚敛财富、开拓疆土。商鞅变法，对他而言，更像是一面极端却清晰的镜子，映照出法家手段所能达到的强效与所带来的隐患。

“诸卿所言皆有道理。” 刘彻最终道，“商鞅变法，乃特定时势下之特殊产物。其强国之术，确有可参详之处，尤以赏罚分明、令行禁止、富国强兵为要。然其摒弃教化、专任刑法，确非长久之道。我大汉，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儒内法，礼法并用，方为正途。传旨，将商鞅变法之得失，令博士官详加论辩，记录在案，以为后世治国者鉴。尤要使太子及诸皇子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