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

乾隆皇帝弘历正在南书房批阅奏章，听闻太监禀报天幕异象，移步观看。看到郑板桥其人事迹，尤其是那巧妙的审案手段，乾隆捻须沉吟。

“郑燮（板桥）……朕记得此人。书画确有奇气，为人也有些狂狷之名。不想为官倒有几分急智。” 乾隆对身旁的和珅、刘墉等大臣道，“此案断得巧，绕开了取证之难，直击要害，令刁滑之徒自曝其短。可见为亲民官者，除熟读律例外，亦需通晓人情，善用机变。”

和珅忙躬身笑道：“皇上圣明。郑板桥此法，虽略显……奇诡，但确有效验。只是……” 他话锋微转，“若天下州县皆效此法，诱使民人互殴以取证，恐伤风化，滋长刁风。审案终须以证据为本，方是正途。” 他此言既附和了皇帝，又暗指郑板桥的方法非正统，有迎合乾隆重视“教化”、“稳定”之意。

刘墉（刘罗锅）则道：“皇上，臣以为，郑板桥此计，乃不得已而为之。哑巴有冤难伸，其兄恃强凌弱，证据湮灭，循常法则正义不彰。郑板桥行此权宜之计，虽非律条明载，然其心在于扶弱抑强，其效在于彰明公道，正合圣人‘经权达变’之旨。为官者能如此用心，实属难得。” 刘墉本人以清廉刚直、善于断案着称，对郑板桥的作法更多是理解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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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微微颔首：“刘墉所言不无道理。非常之时，可酌用非常之法。然和珅所虑，亦需警惕。州县官当以教化息讼为上，明察秋毫为本，此类机巧，可一不可再，更不可为标榜智术而滥用。传旨军机处，将此事记档，可于《邸报》中略提，以为州县官鉴戒，非为倡导。” 乾隆的态度体现了其统治风格：欣赏实用有效的智慧，但强调必须在既定秩序和儒家伦理框架内，警惕任何可能动摇“正统”治理方式的手段。

**清，地方官场与士林。**

那些正在任上或候补的州县官员，观看天幕后，反应不一。

一些循规蹈矩、注重程式的官员摇头：“郑板桥这是弄险！审案自有程序法度，岂能教唆诉讼之人互相殴斗？成何体统！若那哑巴下手过重，打死打残其兄，又当如何？岂不是制造新案？此风断不可长！” 他们认为郑板桥破坏了司法程序的严肃性，开了坏头。

另一些富有实务经验、深感基层办案之难的官员，则暗暗叫好：“妙哉！对付此等奸猾无赖、欺压孤弱之徒，正需板桥先生这等霹雳手段！律条是死的，人是活的。前任县令拘泥无证，便使冤屈沉埋；板桥先生略施小计，便让真相大白。这才是真能为百姓做主的好官！” 他们从郑板桥身上看到了突破僵化司法困境的一种可能，尽管这“可能”带着风险。

许多师爷、刑名幕友，则对此案细节反复琢磨。“诱供”之术，古已有之，但郑板桥此法设计之巧，抓住了人性弱点（兄长对持续暴力的恐惧与对严惩哑巴的急切），令人叫绝。此案成为他们私下研讨的经典案例，有人准备将其收入自己编纂的《刑案汇览》或《洗冤秘录》类笔记中，作为“谳狱奇策”之一。

士林之中，对郑板桥本就知之甚详。他的书画文章，特立独行，被誉为“怪”，这桩公案更为其“怪”增添了注脚。推崇者赞其“智近于妖，心仁如佛”，将他的行为与古代善于折狱的能吏如狄仁杰、包拯相比，认为其智慧光芒足以掩盖方法上的非常规。批评者则谓其“任诞诡谲，有失官箴”，认为官员应以德服人，以理晓人，用计诱供，非君子正道，与其书画的“野逸”一样，终究不是庙堂之器。

**明，各时期。**

大明律法体系成熟，官场生态复杂。观看此案的明朝官员，感受更为直接。

洪武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治国，对官吏要求极其苛刻。他看到此案，可能会觉得郑板桥“心思机巧，能为民伸冤”，但更会关注那兄长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