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乞丐皇帝不仅打下了江山，更完成了一场跨越元朝近百年统治的文化“拨乱反正”，其影响之巨，让后世子孙受益，也让万朝的看客们议论纷纷。

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燕云十六州已经丢失400余年，整个北方已经丢了近300年，距离南宋灭亡也过去了近百年，若不是这位驾崩后令孙权看门的洪武大帝横空出世，封禅紫金山巅，昭告日月苍穹，再过百年，天下又有谁人知唐诗宋词？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深感元朝近百年统治下“胡俗浸染，汉风凋零”。他率先从最直观的衣冠服饰下手，强力推行“衣冠复古”。他下诏“复衣冠如唐制”，废除元朝遗留的“胡服”、“胡发”，甚至规定男子恢复传统发髻，女子摒弃胡装。据说为了推广，他还亲自审定样板，让官员穿着新制汉服“走秀”示范。有野史笑谈，某地一位乡绅因偷偷藏了顶元式帽子被举报，结果被罚穿着这顶帽子游街三天，引得街坊邻居纷纷围观调侃，自此再无人敢蓄胡服。这套服饰改革，不仅让中原百姓重拾“峨冠博带”的汉家仪容，更从外观上迅速抹去了元朝的异族统治印记，重塑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在语言姓名方面，朱元璋也下了大力气。他命人编纂《洪武正韵》，规范音韵，大力推广汉语，压制蒙古语等“胡语”在官方和民间的使用。同时，他严禁胡姓，鼓励甚至强制那些在元朝时期改了蒙古式名字的汉人恢复汉姓。于是，朝堂之上和市井之间，“王保保”、“李察罕”这样的名字逐渐消失，重新变回“王某某”、“李某某”。这一系列操作，使得汉文化的载体得以纯化和延续。

面对元朝时期一度被边缘化的儒家礼制，朱元璋给予了极高重视。他恢复并强化科举制度，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取士，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他制定《大明集礼》，详细规范了吉、凶、军、宾、嘉五礼，试图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重新纳入传统的汉族礼法框架之中。尤其是废除并严禁元朝时期流行的“收继婚”等胡俗（如兄终弟及娶其嫂），大力恢复和强调汉家的伦理观念。这些措施，系统性地重建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

在政治制度上，朱元璋也力图体现“恢复中华”的色彩。他废除元朝的行省和中书省制度，罢黜丞相，权分六部，虽然后世看来是极端的中央集权，但在当时，某种程度上也是试图回归到他心目中汉唐以来（尽管唐宋有宰相）的“皇帝直管”模式（当然他的做法更为彻底和极端）。地方上设立“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相互牵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再次出现藩镇割据或异族势力渗透的可能。这一系列政治架构的调整，旨在确保汉人政权的高度统一和稳定。

或许是因为早年亲身经历元末民不聊生的痛苦，朱元璋在经济政策上也格外体恤汉民百姓。他推行休养生息，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使得中原经济在战乱后得以迅速恢复。这些政策不仅安抚了民心，巩固了统治，更让广大汉族民众从实际生活改善中感受到“汉人天下”的好处，从而增强了对新兴明王朝的认同感。

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成功及其后续的文化复兴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它宣告了汉人不再是元朝等级制度下的“第三、四等人”，而是国家的主人。这种精神层面的解放和重塑，其意义甚至超越了单纯的政权更迭，影响极为深远。乃至数百年后，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时，仍从中汲取灵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当然，朱元璋的某些措施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专制色彩，例如其严刑峻法、大兴文字狱、高度集权等。但总体而言，他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手段，较为成功地清理了元朝统治带来的异族文化影响，快速重建了以汉文化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