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清光垂落，映出一段墓志铭文般的记叙：

北宋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盗匪蜂起，尝围千乘（今山东广饶）城。时有韩炳者（后仕金，官至从仕郎、淄州司侯判官），其母许氏尚滞于城外韩疃祖宅，未及入城。复有传言，谓韩氏举族为贼所掳。炳闻之，不暇披甲，挺一木梃，率二三苍头，以索缒城而下，冒围而出。群贼见其状，竟相避退，莫有敢攫其锋者。炳遂疾趋祖宅，幸母无恙。俟贼势稍戢，乃奉母还城。真可谓仁者之勇！其孝行卓异如此，足令闻者起敬（据《韩炳墓志铭》）。

文字简朴，勾勒出一幅乱世孤臣（或曰未仕之士）奋不顾身、单骑救母的惊险画面，尤其“群贼见其状，竟相避退”一语，平添几分传奇色彩。万朝观者，目光聚焦。

**秦，咸阳宫。**

始皇嬴政阅览天幕，神色淡漠。“宣和末年……北宋。”他声音平直，不带情绪，“盗匪围城，守土之吏不能靖乱，使民陷于危难，是其失职。韩炳者，闻母危而缒城救之，虽合人子私情，然其行鲁莽。身为城中一丁壮（或为士人），当协守城垣，共御贼寇。若人人皆因私情擅离战位，城何以守？其母虽存，若因之致城陷，则罪孽深重。至于贼见之避退，或因其猝然突出，贼不明虚实；或因其气势凶悍，贼暂避锋芒；或墓志溢美之词，未可尽信。秦法，战时有擅离职守、临阵脱逃者，斩无赦。孝道固重，然须置于国家律令、公共安全之下。韩炳所为，私孝可悯，公义有亏。”

廷尉李斯随即附和：“陛下圣见洞明。乱世之中，秩序尤为紧要。城防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韩炳救母心切，其情可原，然其行实开一危险先例。若守城者皆效其私出，则城防洞开，贼可乘隙。其母一人之安危，与一城生灵之安危，孰轻孰重？秦之治民，首重公战，怯私斗，明法令，使民知公私之界。韩炳此举，纵得贼人一时退避，终非可恃之常法，亦非臣民当效之楷模。其墓志特书此事，乃后世文人重私德过于公义之体现。”

将军王翦略作沉吟，道：“陛下，李廷尉所论，乃治国治军之正理。然细察此事，或另有情境。其时‘盗匪四起’，恐非大军压境，或是乌合之众流窜劫掠。韩炳‘挺一木梃’，率二三仆从，即能慑退群贼，可见贼众势弱或纪律涣散。其缒城而出，或乘贼不备，迅速行动，未给城防造成持续破绽。若贼势果真滔天，恐其一人亦难突出重围。故此事或发生于贼势未炽、城防压力稍缓之际。然无论如何，擅离职守终属不当。为将者，遇亲属陷于敌阵，虽心如刀绞，亦须以军令为重，以大局为先，岂可效此匹夫之勇？秦军律令严明，正为此设。此故事可警示后人，忠孝难以两全时，当以公义为先。”

嬴政微微颔首：“王翦之论，较为周全。乱世需用重典，尤重秩序。韩炳所为，或有其特定情由，然不可为天下法。秦以法治国，不赏此类危公济私之行。传谕史官及博士：若编撰劝善故事，当选取那些克己奉公、舍私全大义之例，如商鞅徙木立信、士卒斩首晋爵，使民知公私分明、令行禁止乃国家强盛之基。此类侧重个人冒险救亲、且有违公共职责之轶事，不宜提倡。”

**汉，高祖朝，长安未央宫前殿。**

刘邦看着天幕，一拍大腿：“好小子！有种！为了老娘，拎根棍子就敢往贼堆里闯！那些贼还被他吓跑了？啧，这韩炳有点咱老刘当年那股不要命的劲头！”

萧何捻须，正色道：“陛下，韩炳孝心可嘉，勇毅亦足称道。然其行为，确涉险着。宣和末年，北宋政弛兵弱，盗贼公行，乃至围城，可见地方治理已然失效。韩炳身为士人（后出仕），于城危之际，本应协助守御，安辑人心。其闻母讯即冒险出城，虽成全人子之道，然若贼人趁其缒城之际猛攻，或其出城后城门未及严守，则后果不堪设想。幸而贼众怯懦，其母